那不勒斯和节日：合二为一，不可分割，在这个文化和人物新旧代谢的城市的上千年历史中，它每年都在上演。很长时间以来，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都在研究意大利南方节庆的特殊形式和展现，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目前还沿用的一些仪式是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遗产，那就是西班牙时期（1503-1734），在那个阶段中，一种“节庆体制”得到完善，在地中海文明特有的宗教和世俗的有序又平衡的矛盾互补中，它决定了城市日常生活的“节气”。

　　那不勒斯的历史是文化交替的历史，它充满了重重叠叠的象征因素（例如它的建筑是不同风格的楼房和居住层的重叠），因而宗教和世俗的两极对立就更加复杂。“西班牙时期”的那不勒斯如同一个实验室，在那儿，这些重叠的经验得以融合成一个统一的仪式场，并从那时起决定了城市的集体生活。旅行家在游记中对几乎每天一个的民间节日表示感叹，并对人山人海感到惊讶。城市往高处扩展，以便容纳从十六世纪开始的成倍增加的人口：那不勒斯人的生活不能不溢向大街、广场、港口、海边和任何一个能接纳不断膨胀的人群的空间，他们寻求生存的底限、食物、空气和工作，尤其是娱乐，因为它是一无所有者之慢性生存危机的麻醉品。

　　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海湾城市”四季如春，适合全年的户外生活，这就产生了一些社会阶层，他们在这种生存条件下如鱼得水，例如小混混或大无赖，他们是晚些时期诞生的浪漫主义文学的主人公。

　　如同和一些东方集市那样，户外城市是包括女人在内的各种事物的不断的交易，并充杂着小偷和杀手、警察和狱犯，他们震耳欲聋地吹打着阅军或宗教仪式上用的乐器，（徒劳地）试图让一个异教民族改邪归正。还有带着随从、讲究排场的贵族和西班牙人，他们不断利用日历上的各种节庆来大肆炫耀，并与他们的同类互相竞争，比试谁家的门面最富丽堂皇（对寓所的其他地方却不太重视，似乎那不过是种舞台幻觉）。轮流执政的总督府极其严肃地关注街头民众的情绪，用符合自己身份的方式参加集体仪式，包括民间和宗教庆典。

　　与现代任何一个欧洲城市相比，在那不勒斯，不管是哪个等级的人，他的生存的每个时刻在公共节日中都获得更加不同寻常的改变：从受洗礼到婚礼，从生日到命名日（甚至一个远方国王的节日），到以敬重和灵柩参加的葬礼。把这些场合和成千上万个居民相乘，再加上一年中的宗教节日（分成大的、小的、各区的、各个教堂和礼拜堂的、或各个教派的），再加上特殊节日，例如使节或国王的拜访、大赦、皇室婚庆，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名目，以至于人们认为巴洛克时期经常降难于城市的死亡是出于对节日的忽视：在大众眼里，1656年的瘟疫得归罪于西班牙总督，他为了控制公务人员的旷工而减少了官方的节日。

　　当然节日和节日各有不同，一年中的涉及全民的大型节日是非常明确的：狂欢节、圣诞节、复活节、圣体节、圣灵降临节、耶酥升天节和一些主要圣人的节日，这最后一种节日注定得增多，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的保护神也数量猛增。如果十七世纪初时官方认定的保护神还只是6个的话，十七世纪末就已经增加到了22个，而现在甚至已达到了50多个。最受大众喜欢的节日仍然与古老的崇拜有关，它们和四季变换相对应：海边圣约翰节（6月中旬）、圣安东尼节（1月17日）、每年8个圣母玛丽亚节、尤其是3个圣赫纳罗节，甚至四月斋也无法让那不勒斯人安静下来，而夏日则把节庆（“闲步”）带到了海边，带到了波西利波的清澈的海水中。如果说广场和大街是演出的首选场所，那不勒斯人也并不因此而满足，他们修建了封闭式的剧院，在那里以极大的热情观看那些滑稽地模仿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动作的剧作。威尼斯的音乐剧根据本地口味而得到系统的改编，直到演化成十八世纪那不勒斯戏剧的独特产品：滑稽戏。那些信教者也不甘落后，他们看到在公共假日中只有大众口味才能讨巧，就急急忙忙地把教堂和礼拜堂改成剧场，因为动作和音响比圣书更能吸引大量的信徒。统治者能视而不见吗？当然不能，在抽取游戏税和对公共剧场及周边街道中的非法性爱交易进行课税之后，他们自己也匆忙地开设剧院，以便能控制这些表演场所，但他们不可能控制全体人民。每个那不勒斯人至今都认为自己是个秘而不宣的演员，对自己的动作和天生的面具感到骄傲。“疯疯颠颠的哲学家”普契内拉（那不勒斯戏剧中的长鼻驼背的角色）完美地代表了宗教和世俗的一贯的两元性，而我们是这种两元性的产物。

　　此外，克罗齐没少提醒我们说，那不勒斯一直被认为是“魔鬼的天堂”，那里节日的面貌变得暧昧。来自北欧的启蒙主义的旅行家们视那不勒斯的习俗可恶和伤风败俗，而象“悬赏游戏”或一些带有色情色彩的仪式游行那样的大众节日则愚昧又野蛮。然而，与让节日的放纵变得有分寸（如假面狂欢节）的欧洲大都市相比，那不勒斯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它天天过节的那种不断发泄的状态，表面上，它和食品有关（例如频繁的大赦日提供了抢夺食物的机会），但实际上，它是地中海异教传统中远古的狂欢仪式的延续，几乎是为了故意地化解权力。

　　就象托托和贝比诺·德·菲立普的电影那样，如果说那不勒斯的节日永远是以吃来结束，但节日的音乐却能让人翩翩起舞、寻欢作乐、或激发出神奇和仪式性的东西。研究古乐的音乐史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民族音乐学家，他们这么急于采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最近也用“古代音乐”和“巴洛克音乐”）之类的简单归类，以至于发现用他们的方法根本不可能在现代那不勒斯音乐的大熔炉里摸着北，但蓝衣悲悯乐队却做到了，这个乐队由安东尼奥·弗洛利奥创建和指挥，至今已有十五年的历史，他们捕捉到那不勒斯节日音乐中变化莫测的暧昧性，在演奏时，他们既是博学的教堂乐师，又是即兴喜剧中吵吵闹闹的卖艺人和即兴表演者。举塔兰泰拉为例，那是那不勒斯的具有象征性的传统舞蹈，加尔加诺地区塔兰泰拉的民间音乐（至今还在普利亚大区流行），其模式肯定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当时，教堂乐师克里斯多弗·卡莱萨那把它用在了他的杰出的圣诞康塔塔中，而曲名正是“塔兰泰拉”。另一个把音乐和节日结合在一起的场合是狂欢节，发疯的时刻：十七世纪时，沿着喜剧演员的足迹，吉拉莫的“来自那不勒斯的疯狂”风靡了整个欧洲。半个世纪后，那不勒斯人又领导了另一个时髦，那就是“音乐喜剧”，从这里诞生出十八世纪用那不勒斯方言演出的喜歌剧，借助芬奇、佩尔戈莱西、第·马约那样的著名作曲家，并依靠能与阉人歌唱家的艺术强权抗争的无所顾忌的女歌手，这种喜歌剧流传到了欧洲的剧院。再晚些时候，经历了无数次演变，节日的歌曲开始响彻十九世纪那不勒斯的欢快的沙龙，并由此诞生了著名的“那不勒斯民歌”。

　　您们记得一部叫“那不勒斯说唱车”的电影吗？这里介绍的节目与电影中充满诗意又震耳欲聋的描绘非常相似。

　　这出节目中不同音乐的组合使整个演出多彩多姿，如果不考虑它的集体节庆的作用，是不可能对它作出分析的，它超越时空，无所谓古今。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些在尘封的音乐档案馆中可能会被人忘却的乐谱，让我们来看一看转世回生的歌唱表演家和演奏家们（蓝衣悲悯乐手是巴洛克时期那不勒斯最重要的四个音乐学校的其中一个的学生，经常应邀在所有最主要的公共节日上演出）。一贯的声音和动作反映了城市的双重灵魂，一是悲哀忧伤的，一是欢快热情的，通过这些声音和动作，今天的那不勒斯人也有可能更好地理解那种市政重叠的既怪异又不同寻常的美，这个乱轰轰的城市就叫那不勒斯，即使没有了王国，它也是首都。
丁可·法布里斯